從企業視角反思歐美經濟衰落的內在邏輯

                  鄧宇2023-01-10 00:17

                  鄧宇/文

                  研究歐美經濟衰退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自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傳統意義上的歐美發達經濟體已經逐漸失去了發展活力,不僅經濟增長難以出現較大的起色,極具不穩定性,而且陷入到財政擴張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惡性循環。最直接的表現是,每逢外部沖擊或危機發生,歐美國家普遍依賴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釋放大量流動性緩解短期沖擊,而在經濟較快復蘇后,便謀求回歸貨幣政策正?;?,卻難免引發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同時還可能引發通脹和流動性危機。

                  因此,近二十年來歐美經濟增長似乎很難維持較穩定的水平,典型的如日本和歐元區經濟,以及諸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傳統的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反映出的問題也更加突出。典型的特征是,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科技創新幾乎很難出現顛覆性的創新成果,無論是跨國企業數量、科技前沿領域的市場占有率等,低增長國家的份額出現不斷萎縮的趨勢,創新活力不足。瑞典兩位學者著重從經濟增長驅動力、創新、企業管理、全球化以及新技術應用等討論了歐美經濟衰落的深層次結構原因,兩位作者分別是瑞典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和企業家比約恩·偉格爾,合作出版了《增長陷阱:歐美經濟衰落和創新的假象》(2021)一書,兩位作者將學術理論和商業層面結合,通過經濟數據和案例研究,將歐美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因進行了深度分析。

                  近年來已經有許多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在試圖解釋西方國家衰落的深層次原因,如尼爾·弗格森的《西方的衰落》(2013)、羅伯特·戈登《美國增長的興衰》(2016)、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等編著的《活力》(2021)、威廉·J·伯恩斯坦《繁榮的背后: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2021)等,這些出自西方國家學者的著作從不同視角剖析了西方國家衰落的各種原因。傳統意義上,研究西方國家的衰落主要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國際政治競爭以及西方國家的國內危機等著手,這些宏觀敘事解釋了西方國家衰落的制度原因,但是對西方國家經濟增長衰落的解釋還需要經驗證據加以作佐證。本書的兩位作者具有跨界背景,一位是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ECIPE)主任和聯合創始人,主要研究國際經濟學領域,另一位是商業戰略家、投資人和企業家,從事具體的商業投資和企業經營管理工作。因此,這就決定了本書提出的研究命題以及作出的解釋兼具兩種視野,即國際經濟學視野和商業管理視野。本書透過表征現象所反映的中觀和微觀原因,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對西方國家的衰落有比較清晰的認知,而且有助于將資本主義危機投射到商業投資和企業經營的生態,進而也顛覆了一些被大眾或媒體所渲染的流行觀點。

                  本書的序言部分,作者結合瑞典二十年來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創新發展經驗證據,對歐美經濟的發展前景作了大膽預測。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不會走向毀滅,但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推動人類和經濟的發展。本書第一章,作者開宗明義提出了資本主義面臨的挑戰。至少從目前來看,全球化正受到威脅。傳統觀點認為西方國家正迎來一場嶄新的創新革命,但這種預測與實際的經濟狀況并不相符。過去二十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普遍陷入低增長,過度金融化、制造業空心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各類大大小小的債務危機、貨幣政策危機等,削弱了西方國家的增長潛力。雖然說大量的研究者就西方國家的衰落提出了解釋性原因,但能否真正直面西方國家的衰落本質還有待現實證據的驗證。自工業革命二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矛盾并未從根本上加以解決,而是工業革命、科技成果應用和全球化的驅動下不斷獲得重生的機會,西方國家從戰敗、階段性的衰退和金融危機中延續了增長的勢頭,經濟規模、貨幣影響力和跨國資本成為了主導。但是,西方國家的潛在危機并非“自然消失”,而是在繁榮的表象中“隱藏”,直到內外部的沖擊開始挑戰西方國家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制度。兩位作者認為,如今的資本主義無力推進人類發展,也無法推動經濟進步,似乎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西方國家的增長停滯所引發的負面效應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加劇。

                  歸納本書來看,本書的核心觀點體現在四個層面:一是資本主義所開展的一系列創新已經很難發揮更大的正面作用,技術的應用所帶來的積極效應逐漸減弱,技術所帶來的可能并非無限光明的未來,需要反思的是技術對創新的意義和作用,但大多數人對技術仍持有正面看法,而忽略了技術對現有的市場競爭、企業管理以及工作方式等帶來的長期挑戰,顯然現有的管理制度還未能完全適應;二是資本市場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投資者對短期收益的關注超過了長期價值投資,呈現出了投機和短視的弊端,因而造成經濟增長的動能也在減退,現實是實體經濟的投資收益率在下降,而虛擬經濟或者說資本市場的投資缺出現了相悖的爆發式增長,背離了實體經濟的實際增速;三是全球化所帶來的作用并非只有正面積極性,而是越來越表現出“兩面性”,跨國企業和擴張帶來了商業的激烈競爭,其中大型企業的壟斷和生產網絡的碎片化等問題愈發突出,但距離創新也越來越遠;四是西方國家的監管出現了新的趨勢,監管規則的變化、監管壁壘的增加和西方國家內部監管的矛盾等,導致市場競爭和企業管理的難度加大,打擊了投資信心,市場投資環境趨于惡化。

                  因此,可以將本書的結構分列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主要是討論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于第一到第三章。從三個層面來看:其一,技術變遷的現實與虛幻的預測之間的矛盾。過去很長一段時期,西方國家對技術創新引領未來發展的預期過高,但是新技術的應用如果不能應用到市場和工業結構,或者不能適應經濟運行,技術就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其二,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持續下降。本書認為,西方企業資金充裕,但卻不知如何利用剩余資本發展企業、創新市場,西方經濟但主要問題不是需求側不足,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疲軟。從企業角度來看,現在西方國家但許多企業大量的現金和其他流動資產主要是以負債的形式存在,而非利潤收入,留存收益的減少導致企業投資的能力下降。其三,企業管理主義的興起阻礙了創新。由于企業托管文化在西方企業界蔓延,企業職業經理人傾向于避開不確定性因素,逐漸變成了不具備創業家精神的官僚機構,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的橫向規模擴張和縱向的生產網絡高度碎片化加劇,干預創新的法規也在增多,增長的束縛更多的是來自內部,而不是來自外在的競爭,最終企業家競爭的能力越來越弱。

                  本書將資本主義的現狀稱之為“中年”,從1950-2007年人均實際GDP增速、歐美國家的全要素生產力增速變化、“七國集團”勞動生產力增速等宏觀數據來看,資本主義基本的經濟發展能力在過去40年逐漸衰退。如何從市場和企業層面來理解這些宏觀數據的變化,本書給出了比較獨特的視角,主要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商業投資比重的不斷下滑。數據顯示,1979-2011年美國企業的現金占總資產的比例在上升,但這些流動資產的大幅上升或運營資本毫無關系,企業的自我保護心態在增強,企業資本的閑置問題更加突出,傾向于持有大量的流動性資產而不愿意增加投資,顯然就會影響就業和工資水平,對勞動力市場帶來壓力。同時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制造業更多向服務業轉型的結構變化等也拉低了商業投資。二是過剩資本尋求自我保護的趨勢在增強。本書的研究發現,大部分領先的西方企業不再增加必要資本而是過度儲蓄,放棄利用創新和投資刺激增長以后,許多企業用過剩的資本來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從另一個層面來看,許多企業的投資趨于追求短期利益,企業并購交易的數量和金額增長出現了一個波動,從增長迅猛到趨于平穩,再到近年來出現井噴式增長,但是企業并購的目的逐漸從穩固競爭到保住市場定位,因而放棄了內部創新。

                  本書在詳細討論了資本主義“變灰”的問題后,提出了“食利資本主義”的概念和現象,企業變成了一個安全的、能給予穩定增長回報的儲蓄所,西方經濟變得迂腐守舊,幕后的主要原因追溯到企業層面就是企業管理主義的兩度興起。本書列舉了諾基亞公司的案例。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諾基亞的管理層停止了研發,僅僅依靠生產和經營過去贏利過的產品來維系市場競爭地位,通過全球供應鏈戰略主導了市場,諾基亞變成了典型的陷入防御性管理的企業,市場競爭的精神逐漸消散。但是,在智能手機革命時代,諾基亞的競爭優勢加快喪失,最終錯失了市場的發展機會。類似的還有微軟公司,在過度依賴“保護和拓展”戰略后,微軟在創新上缺乏動力,市場地位也在下降。研究發現,許多大企業在發展到一個更高的競爭地位后,由于企業管理主義的觀念束縛,通過限制競爭和保護市場的作法反而導致整個市場衰退,被迫承擔失敗的風險。同時,企業管理的復雜性更加明顯,大型企業專注于精細化管理,聘用更多管理者、編寫新的規章制度,確保部門協調,精心設計績效考核體系,但這些層層加碼的管理卻消耗了員工的創新積極性,而全球化的公司還存在額外的內部交易成本,例如跨市場、跨文化管理等帶來的管理難度增加。

                  全球化進程中企業界限的改變也是解釋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停滯的重要原因。本書認為,全球化進程中跨國企業的發展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包括跨國企業在促進國際貿易、對外投資發展以及推動提高經濟效率等方面的貢獻,但同時全球化進程中跨國企業也導致企業的官僚主義和生產碎片化等問題。本書對這方面的討論較多,花了大量篇幅來解釋其中的邏輯。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全球化催生了新的產業鏈供應鏈網絡,促進了全球化大生產,但是全大型全球企業在決策上更加專注于維護市場地位,對下游對管理增多,降低了下游市場的競爭,同時通過對供給鏈的管理加強了對上游生產的“家長式監控”,從而限制新競爭者;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中更加強調高度專業化,而高度專業化就帶來了新的矛盾。本書認為,優勢企業通過提高準入成本以及聚焦策略投資等將企業界限等同于市場界限,成為維護企業地位的市場壁壘,但卻減緩了顛覆性但創新。此外,西方國家但監管決策也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創新的動力。本書提出,監管機構的回歸促使企業投資更加傾向于隨著監管的風向發展,而非遵循商業或科技邏輯。由于監管的干預和復雜法規的增加,導致企業在創新上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隨之增加,投資者將為此將減少創新,

                  本書在最后一章討論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未來趨勢,并提出了部分預防措施。全球化正在發生改革,但未來是不可預測的,西方國家對全球化的信心在下降,主要在于西方企業從新興市場獲得的回報在減少,同時全球貿易進程中新的保護主義逐漸顯現,削弱了更多貿易的可能性。西方政府的監管不確定性也在增加,這些限制性政策將不斷破壞創新積極性?,F實來看,目前的歐美國家已經制定了越來越多的包括外資投資審查、進出口限制、加征關稅等各種保護主義政策,本書提出,未來西方國家要解決經濟衰落問題,應從三個方面作出改變:一是廣泛的監管改革以及對經濟機構的徹底改革,包括政治機構也需要改革,首要是切斷灰色資本和企業所有制之間的聯系,促進明確的公司資本主義企業所有權,采取行動防止投資機構耗盡公司資本,改革企業的股權結構,改革稅收制度;二是提高市場的競爭性,減少傳統的經濟監管制度是必要的,既要給新的企業騰出發展空間。在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采取不同的監管方式,并重新考慮反壟斷法的應用;三是營造容忍異議古怪的文化氛圍,創新的文化要求人們對新知識充滿好奇,鼓勵創新的想法有助于激發創新。

                   

                  在监狱中被折磨性器